一、涉及行业与公司 - 涉及行业为中美贸易相关行业[1][2][3][7]。未明确提及特定公司。 二、核心观点和论据 （一）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情况及影响 - 中国在美国市场份额下降，其他经济体受益 - 自2018年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后，中国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从2017年的22%下降到2023年的14%，而墨西哥、越南、中国台湾地区、加拿大、韩国是在美国市场份额增长最多的经济体[3]。 - 如2018 - 2023年，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关税（最终从10%提高到25%），到2023年其进口量比2017年下降了50%；112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关税（从15%降至7.5%），到2023年进口量下降了32%[12]。 - 贸易转移与供应链重构并存 - 中国对在美市场份额增加的经济体（如东盟和墨西哥）的出口增长显著。2019年中国总出口增长0.5%，对美出口下降13%，但对东盟（12%，其中越南16%）、中国台湾地区（13%）、墨西哥（5%）的出口增速均超过总出口增速[15]。 - 中国对越南和墨西哥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显著增加，2017 - 2022年，中国对越南的ODI从7.64亿美元增长到22亿美元（2021年）和17亿美元（2022年）；对墨西哥的投资从1.71亿美元增长到4.88亿美元（2022年），但越南和墨西哥等经济体的市场份额增长不仅仅是贸易三角关系，还涉及供应链重构[16][17]。 - 以越南为例，其在美国市场份额增长最多的是电子产品，而从中国进口增长最多的是电子元件，反映了下游制造工序的转移，中国更多成为输入供应商[27]。 （二）60%美国关税提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估计 - GDP增长面临250bp的拖累 - 在假设美国2025年年中仅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60%关税、中国不报复、通过第三经济体有贸易转移且其他经济体不加征关税的简化情景下，估计这将在随后12个月（2025 - 2026年）对中国GDP增长造成250bp的拖累，其中约一半来自净出口下降，其余来自对消费和投资的间接影响[29]。 - 预计关税提升对出口增长的拖累约为9ppt，对消费和投资增长的拖累在加征关税后的12个月内为2ppt[29]。 - 企业应对措施及影响 - 根据UBS Evidence Lab中国首席财务官（CFO）调查，85%的受访者预计2025年美国会加征更高关税（如果特朗普当选，超过90%的受访者预计2025年或之后会加征），多数人（60%）认为如果加征60%关税，其出口相关业务下降幅度将小于30%，估计平均降幅为20 - 25%[22]。 - 在应对冲击方面，43%的制造业出口商计划将供应链转移到海外以避免更高关税；31%的制造业出口商计划探索削减成本的方法（包括削减工资或裁员），22%可能推迟或减少资本支出，24%表示可能关闭工厂[23]。 （三）中国可能的政策应对 - 财政政策为主 - 政府可能最依赖财政政策来减轻关税提升的影响，资金可能来自规模可能更大的特别国债发行，包括对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的退税或减免、增加社会支出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以及支持就业的措施[33]。 - 货币政策适度宽松 - 预计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宽松，但不会出现全面量化宽松（QE）或零利率。中期借贷便利（MLF）政策利率可能下调100bp或更多，但央行可能因汇率因素不愿将利率降至零，还可能通过降准等方式提供更多流动性，信贷增长可能保持相对稳定但不会加速[34]。 - 汇率政策保持稳定 - 人民币汇率方面，美国关税提升会使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降息会放大这种压力。如果只有中国面临关税提升且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不会大幅升值，中国可能允许人民币兑美元贬值5 - 10%，但央行可能在关键点位进行防御，不太可能让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突破8，因为政府更看重汇率相对稳定以确保金融稳定，而且人民币贬值对出口的实际益处有限，还可能引发保护主义、带动其他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并给生产商带来进口成本压力[35]。 三、其他重要但可能被忽略的内容 - 贸易弹性的非线性 - 通常评估关税提升影响的方式是估计贸易的价格弹性，但中国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估计差异很大，在2018年美国第一轮关税提升时假设为 - 1来估计影响，但有证据表明惩罚性关税下需求可能大幅消失，贸易弹性可能不是线性的[8]。 - 难以准确量化贸易转移 - 在试图通过比较中国对在美国市场份额显著增加的第三经济体的出口（在面临美国更高关税的商品类别中）来估计贸易三角关系时，发现难以得到合理的定量估计，原因包括中美数据中商品分类的差异以及中国可能出口中间产品或零部件到第三经济体且其与关税清单分类不同等[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