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重新执政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2024-11-20 00:17

一、纪要涉及的行业或公司 本次纪要未涉及特定公司,主要围绕中美经贸关系这一宏观经济领域展开讨论。[1][2][3][4]等 二、纪要提到的核心观点和论据 (一)特朗普首个任期贸易政策特征及原因 1. 强化行政机构在贸易领域中的作用 - 特征表现:特朗普上任第三天就宣布美国退出TPP,美国贸易政策多由内阁或白宫推动,国会压力小。拜登执政时也有类似绕过国会发布行政命令的情况,如限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作用,让美国商务部在印太经济框架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4][5][6] - 原因:特朗普选择莱特希泽作为贸易代表,他是里根时期的贸易律师和高级官员,有丰富知识和经验。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治制度下总统权力较大,总统可向国会提议立法、否决国会法令、提名大法官,有制衡能力,可通过签署行政令绕过国会行使对外缔约权。[6][7] 2. 加强单边贸易政策工具的使用 - 特征表现:莱特希泽被任命后,美国重启301条款和232条款。特朗普上台后,2018 - 2020年对中国产品多次提高关税,平均关税从3.1%上涨到21%,虽在2020年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稍有下降但仍处于19.3%的高位。拜登政府继续使用单边贸易政策工具,如232条款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等产品征收301条款关税。[8][9] - 原因:表面原因是美国有高额货物贸易逆差且主要来源于中国等贸易伙伴,中国占美国逆差总额比例曾超50%。深层次原因是美国冷战思维渗透到经济领域,特朗普将双边贸易差额作为衡量美国是否从贸易中获益的标准。[9][10] 3. 削弱多边体系 - 特征表现:特朗普内阁关注WTO争端解决机制并导致其上诉机构瓦解,阻挠大法官产生,拒绝支持WTO在电子商务和投资便利化等议题上取得成果,拜登也有一定延续性。[11] - 原因:特朗普主张通过提高关税减少对外部制造业依赖,鼓励美国制造业回流,他认为美国多年被全球化政策出卖,尤其在与中国贸易关系上承受巨大经济损失,其政策目标是让美国重新掌控全球贸易规则。[12] 4. 调整改变同经济盟友之间的关系 - 特征表现:特朗普在经贸领域与盟友关系微妙多变,如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经常挑起贸易摩擦,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改为美墨加贸易协定并增加对墨西哥的限制条款。拜登保留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理念甚至有所扩大。[13][14] - 原因:特朗普具有“美国优先”的价值观,他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将美国国家和安全利益置于前沿和中心位置。[14] 5. 将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融合在一起 - 特征表现:特朗普把国家安全与贸易融合推向新高度,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出口管制、经济制裁、投资审查等贸易行动,拜登执政后也推行类似政策。[15] - 原因:美国在经济和全球影响力方面逐渐衰落,在领导力、影响力等领域持续下降,美国政府恐慌并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特朗普认为经济安全就是最重要的安全,中国崛起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15] (二)特朗普首个任期对华贸易政策手段及影响 1. 进口关税 - 手段:2017 - 2019年,特朗普依据301条款,先后5次对约5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平均关税顶峰达到21%,2020年1月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平均关税率仍达19.3%,而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关税仅3%左右。[16][17][18] - 影响:中美双方贸易受到严重负面影响,中国对美国产品也进行了反制加征关税。[18] 2. 出口管制 - 手段: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对中国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8 - 19年通过多项条款限制军民两用产品出口。[19] - 影响:扭曲了比较优势,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产品需求得不到满足。[19] 3. 投资限制 - 手段:18 - 19年特朗普签署法令强化对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审查力度,层层加码。[20] - 影响:限制主要针对科技行业、关键技术、信息通讯设备等领域,对中国科技领域进行封锁限制。[20] 4. 经济制裁 - 手段:对特定科技企业和特定区域企业主体施加经济制裁,包括金融领域干预和制裁,限制融资,要求中国企业退出美国资本市场,扩大实体清单等。[20][21] - 影响:遏制中国重点科技企业发展,打击特定区域产业链。[20] (三)特朗普未来对华贸易政策走势及影响 1. 关税方面 - 可能政策:特朗普在竞选演说中提到对进入美国的全部商品征收10%的普遍基准关税,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60%的统一关税,通过对等原则征收关税,还可能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停止对中国生产的必需品进口,打击中国商品通过第三国出口到美国的避税行为。[22][23][24] - 影响模拟:如果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对其他国家征10%的关税,按照进口价值加权计算美国平均关税将从2016年的1.5%、2023年的2.3%升高到17%(大萧条以来最高关税水平)。在最严厉情况下(对中国加征60%关税),中国GDP会减少0.58个百分点,进出口下降,进口下降更多导致贸易顺差增大,收入水平下降,社会福利减少约337亿美元;美国GDP会有一点上升,社会福利也会上升,贸易逆差得到缓解。如果中国反制(对美国产品也加征60%关税),中国GDP下降幅度相对小一些,社会福利下降约317亿美元,进出口下降幅度相对小一些,贸易顺差减少368亿美元,美国全行业进出口减少,贸易余额大幅下降。[27][28][29][30] 2. 出口管制和投融资限制方面 - 可能政策:特朗普未来可能会更为强硬,因为拜登任期内推动美国国内对华敌对态度大幅上升,特朗普出台相关政策面临的政治成本比关税政策小,对美国国内通胀和经济影响相对小且传导周期长。[24][25] - 影响:会对中国相关产业造成冲击,中国面临更多竞争和市场份额流失风险。[32] 3. 产业竞争方面 - 可能政策:特朗普可能会制定战略国家制造倡议,效仿拜登出台产业政策,如拜登的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通过强制相关领域公司在北美建立供应链、提供财政补贴等方式推动产业链迁出中国。[26] (四)特朗普实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及中国应对措施 1. 不确定性 - 特朗普不一定兑现对华贸易政策,即使出手时间可能较晚,节奏和力度也有不确定性。因为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占多数席位,特朗普可能将更多精力放在国内问题上;中国在美国商品进口和贸易逆差中的占比已大幅下降,继续施压政治收益不大;高通胀等因素对美国国内经济不利。[31] 2. 中国应对措施 -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中寻求突破,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公共产品属性,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不可替代性。在高科技领域实现自立自强,加强基础研发投入与创新驱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将科技创新转化为贸易收益。维护WTO规则下的全球贸易体系,成为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倡导者。探索与美国建立新型竞合关系,加强各层级沟通对话,有效管控分歧。[33][34] 三、其他重要但是可能被忽略的内容 (一)美国国内情况对特朗普政策的影响 1. 人事任命情况 - 特朗普已宣布的内阁、白宫幕僚、驻外大使人选除移民和贸易政策职位外,多数拟任官员无相关部门专业背景,多为美国国内参议员、众议员或退伍军人且级别不高,这可能意味着除移民和贸易政策外,特朗普初期政策可能更多针对国内,他在任期初期可能重点是重新分配华盛顿政治利益,贸易政策实施力度有待观察。[36] 2. 经济数据变化 - 美国2023年与2016年相比,一些民意指标上升,如汇率比较的GDP从24.6%上升到26%,股票市值从38.2%上升到42.6%;但表征实际经济实力的指标下降,如购买力评价的GDP从16%降到14.8%,工业增加值从17.7%降到16.2%,进出口贸易占比从11.4%降到10.8%,出口占比从9%降到8.4%,债务占GDP比重从104%上升到120%,这表明美国真实国力相较于2016年有所下降,特朗普手中可用于贸易战的牌可能更少。[37][38] 3. 国内社会矛盾和外部冲击 - 特朗普上台将面临是否退出俄乌冲突、如何处理中东问题(以色列问题等),同时美国债务高企,尽管他任命的莱特希泽有在贸易上做文章的思路,但他对中国贸易政策的真实目的不明确,是从中国获取利益支持国内改革和国际事务,还是借打压中国从盟友处获利反补国内改革有待关注。[39][40] (二)特朗普政策对中国行业的影响及中国应对建议 1. 行业影响 - 高科技AI领域:中美在高科技AI领域竞争激烈,特朗普幕僚中有马斯克等科技界人士,美国可能继续对中国在出口限制、企业生产供应链方面进行打压。[41] - 传统制造业:特朗普为满足支持他的传统制造业选民需求可能对传统制造业加码,但美国劳动力素质问题可能导致中长期全球供应链有效性降低,中国在制造业人才供给上有优势,特朗普政策短期可能使企业回流美国,但中长期对美国制造业能否重振有待观察。[42][43] - 电动车相关能源政策:美国小政府特点在新能源车发展方面存在顶层设计欠缺的问题,特斯拉虽在电动车领域重要,但美国能否打造好能源网络支持新能源车发展有待观察,否则中国新能源车市场可能更具吸引力。[44] - 金融领域:美国股票市值占全球比例超40%,但购买力评价的GDP占比不到15%,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出现此前靠民主党补贴的高科技企业股票市值回落,影响A股相关概念股;美元美债方面,美国小院高墙政策不利于美元,美联储高利率政策维持美元吸引力但导致债务率上升,特朗普如何平衡美元和美债问题可能影响全球金融体系和中国金融市场。[45][46][47][48] 2. 中国应对建议 -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反制美国贸易保护要适度适量。如果美国贸易政策重心从中国转移到盟友,中国采取更开放的经贸政策有利于在全球贸易体系统战。中国应做好自己的事,如利用资本市场缓解国内问题、引导资源投向创新转型方向;在社会治理、鼓励创新等方面多做有利于创新和转型的事,不急不躁应对美国政策变化。[49][50] (三)美国国内政策环境变化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制约 1. 政治权力结构与党内矛盾 - 特朗普在任期内可能在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方面高度一致,但共和党党内纷争成为突出矛盾,这对他的政策形成制约。[54] 2. 通胀因素 - 与特朗普第一任期不同,现在美国通胀中枢较高,在通胀高于预期且财政政策宽松、可能希望货币政策也宽松的情况下,打关税牌会受到制约。[54] 3. 中国企业外迁受限 - 与2018 - 2019年不同,现在中国企业外迁面临新情况,一方面美国要求中间国家过滤中国投资,另一方面中间国家(如越南、墨西哥等)承接能力达到瓶颈,这会使美国加征关税时通胀压力进一步上升,缓冲机制减少。[65][66]